是天人之际的问题，不仅仅是人间性的问题。
这是符合中国诗的基本特征的。道之中最高者即是大全，最好的进于道的诗能够使人自同于大全。
这所谓好或善，不仅具有道德意义，而且具有超道德的意义。[37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3卷，第492页。越过界限其实就是越过理智的界限，越过对象认识的界限，变成生命的直觉体验，实现理想人生。这样看来，同天境界就是认识和情感的统一。不仅具有社会意义，而且具有超社会的意义。
但是，按照冯先生的解释，理不仅是事物所以存在的形式，而且是事物应当存在的标准，所以然之故同时就是所当然之别。艺术对于人之力量是感动……所谓感动者，即使人能感觉一种境界，并激发其心，使之有与之相应之一种情。三、接着讲的启示 接着讲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，我们决不能躲开西方哲学的照面和挑战去讲中国哲学，更不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去发展中国哲学。
这一使命对现代社会同样是适用的。[7]《全集》第1卷，第222页。[11]《全集》第1卷，第226页。同天就是自同于大全，也就是乐天，不仅能够与自然界和谐相处，而且能够以此为人生的最大乐趣。
这是哲学层次上的生态学。他渴望，透过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能使中国真正觉醒起来，步入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并立足于世界之林。
二、接着讲的两层含义 根据这一情境，我们可以说，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含义，二者不可缺一。[9] 这种理解和态度便构成了天地境界。在这方面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，仍然是他的精神境界说。人在自然界的行为是一种道德行为，这种行为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，因为，天地境界是从一个比社会更高的观点看人生[10]，即从宇宙大全的观点看人生。
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，提出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，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。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，是人生的伊甸园。大全是无所不包的，其中包括人。那么，这两层含义有何关联呢？ 简单地说，前者是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，成为现代哲学，不如此则不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。
这里表现出冯友兰的批判意识，这种批判意识就是针对现代性的，即指现代西方哲学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，陷入了细枝末节的烦琐分析，丢弃了哲学的根本任务——解决人生问题。他在写作贞元六书（即《新理学》《新事论》《新世训》《新原人》《新原道》《新知言》）时，反复强调两个问题，一是值此贞元之会，当绝续之交的社会变革，一是通天人之际，达古今之变的哲学问题。
[4]《全集》第10卷，第659页。我们不能再用古代的语言讲中国哲学，也不能用跳跃式的警句式的语言讲中国哲学，我们需要用现代语言并且用现代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，要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证和推论。
冯友兰也说过：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。在现代社会，人类更需要这种境界。这一转变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，是因为传统哲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不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。按照冯先生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，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，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（或说出来）。有了这种境界，人类就能够自觉地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，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，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。同时，中国哲学的发展只能是接着中国哲学讲，而不是也不可能接着西方哲学讲。
所谓理解，不是单纯的科学认识，而是理解自然界的意义，即自然界对人而言有何意义，人在自然界处于何种地位。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。
维特根斯坦说过：凡是不可说的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。他在贞元六书中特别强调通天人之际，并以天地境界为其哲学的最高追求，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。
事实上，作为大全的自然界是不可分析的、不可言说的。这样的人，不只是社会的人，而且是宇宙的人。
按照冯友兰的人学形上学，人必须自觉地回到自然界，顺应自然界，与自然界融为一体，以此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，以此为人生的乐趣。自然界虽然是一个名、一个概念，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概念，它不是所指，不是对象，而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体存在及其理。可见，冯友兰的眼光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，其真正的使命则落在了哲学的创造上。这样的人，不仅超越了自然状态的人，而且超越了社会（就人是社会动物而言），具有超社会的意义。
这既是时代的课题，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对不可言说者的言说，当然不是从正面去说，而是从负面去说，但是从负面去说也是一种言说，而且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正面言说。
无论中西互释也好，中西比较也好，都只能在中西对话中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之路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，都推给宗教了[8]。
这是有根本区别的，就是说，哲学的发展是有民族性的。中国传统哲学也是需要言说的，但是讲到最深奥之处，则要靠直觉体验，意出言表 、默识心通，用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就是非理性的、神秘主义的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认为，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实质上的体系，而且具有永久的价值。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贯的，但其表现形态是不同的。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，就是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转换成逻辑概念，使其变成可以言说的。自然界始终是被认识被控制被掠夺的对象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冯友兰在其晚年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总结中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，认为应当将概念认识与直觉体会结合起来，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在冯友兰看来，自然界即宇宙大全是存在的全体，一切存在物都在其中，人也在其中。
因此，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。为了完成这一任务，冯先生认为，必须实行方法上的突破。
他说他习惯于从民族的观点了解周围的事物[5]。在后来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（特别是最后一册）中，他又反复强调这一点，说明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，并以重建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为其终身使命。